抗战期间日苏之间罪恶的秘密交易

问题，属于商业或者经济方面，诸如贸易和渔业等。他认为不会缔结政治协议，同时第三方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他向我担保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依然极其良好。他解释说，两国的边界线很长，彼此间的关系极端重要。苏联政府希望看到中国依然是以民治为基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日本外相在苏联逗留时间之所以延长，是因为他想多参观一些地方。松冈刚刚访问了他青年时代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列宁格勒。如果正在进行政治会谈，松冈似乎是不会离开莫斯科去作这次旅行的。”（《顾维钧回忆录》第四卷第七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鲍格莫洛夫话音未落，《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仪式于4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4月15日，《大公报》披露《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略的默许和纵容。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成了相互馈赠的供品。难怪斯大体夸松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松冈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协定。所以林语堂在另一封《美国通信》中极为悲愤地说：《苏日多约》“用意深长，盖本苏联自己不打劝人相打之八字金言，虽称之为含恶意之‘友谊条约’亦无不可。”（《大公报》1941年5月9日）

　　《苏日中立文约》和《共同宣言》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大公报》也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并向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破坏了1924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权，公然承认伪满漩国的存在，也是对1937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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