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写遗书上阵

时候，整个中国上空都被一种喜悦的气氛笼罩着，刘庆贵更是喜不自禁，因为发射最后一刻还困难重重。“临发射前发现了一个故障，后来发现是地面模拟员的事，给排除了。发射当天的天气并不理想，发射前一个小时候还是满天乌云。”参与“东方红一号”测试的刘庆贵回忆说，到发射时突然天空一片晴朗。

　　此后的人生中，卫星发射成为刘庆贵参与最多的任务，他也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干部，升到机关试验处处长，再到技术部做总工程师。1996年，刘庆贵达到事业的最高峰——担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此时，载人飞船发射场地建设已经第四个年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

　　担任副主任后，刘庆贵一刻不得闲，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精神更是高度紧张，不管操作还是指挥都不能有丝毫大意。只要某一个环节出点问题会箭毁人亡，这是我们的铁律。”

　　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升空，意味着刘庆贵的使命更加艰巨。“飞船系统比卫星系统要复杂，测试项目更多。一次卫星发射，20天的测试就可以了，但是像神舟五号飞船起码要40天时间。”

　　回想这几次飞船发射的经历，刘庆贵记忆最深的反而是1992年的论证阶段。刘庆贵和他的同事们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技术跨度较大的“三垂”模式，即垂直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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